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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博”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何以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数字艺术大展”在京开展，10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考古遗址复原在线上展出，良渚遗址是其中之一。以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涵盖了整个长三角地区，良渚古城遗址以闻名于世的玉器文化，以及巨大的古城规模和完美的水利工程，在2019年申遗成功，使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终于得到国际认可。那么，良渚文化的发现有什么历史意义？长三角有哪些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社会阶层分化，具备国家形态

我们不妨来追溯一下良渚文化的源流——

距今一万多年前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已经分布着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将此形容为“满天星斗”，中华文明正是这些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良渚是浙江杭州市余杭区的一个地名，地处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良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施昕更在今余杭良渚一带发掘、调查十余处遗址，揭开了良渚文化的历史面纱。1959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名称。自上世纪80年代起，良渚的考古发掘不断给人惊喜，2007年起，发掘出良渚古城城郭，这个石破天惊的发现确立了良渚文明。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掘再次震惊世界。2019年，良渚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前后，为何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认为：“这段时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阶层明显分化，权力体系神王合一，出现了城市文明等现象，具备了国家形态，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据林留根介绍，良渚古城是一个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这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东南，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除了有规模惊人的城池体系，外围的水利工程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工程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早1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王宁远表示：“这是当前已知世界上最早、最大的水利工程，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据考古学家推算，良渚古城总土方量超过700万立方米，古城外围水坝工程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高度集权、精心规划、统筹组织、长期营建才能完成。

“良渚遗址的水利主要有防洪、运输、灌溉等用途。良渚文明是建立在发达的稻作农业基础上，而稻作农业就离不开水利灌溉这一基础设施。”王宁远说。良渚时期开始普遍使用犁耕，水稻生产规模大，仅在余杭茅山遗址就发现了总面积达55000平方米良渚文化稻田；粮食产量也较高，在莫角山南面池中寺台地发现的一处仓储区就有20多万斤的炭化稻谷，而此处只是良渚古国粮食储备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年的良渚城内粮食富足。

良渚先民的生活方式里还饱含着江南人的精致考究。据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教授介绍，良渚人饮食品类较为丰富，他们捕鱼捞虾，饲蚕养猪，“菜单”里还有桃子、李子等水果；社会分工也较为发达，从事玉器、陶器、漆器等制作的匠人等等，技艺上都达到较高水平。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良渚文化是夏文化的源头。据《韩非子显学》，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文化。

良渚文化完成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专家认为，良渚文化区并不局限于良渚古城。良渚文化中心地区为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的地区很广，北达苏北和鲁南，西到安徽的江淮地区，向南甚至到广东，这些相关文化遗址，共同组成了一幅远古文明的拼图，揭示着五千年前文化的魅力。“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明在距今53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林留根幽默地说。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除了良渚古城，其他重要良渚文化遗址点还有上海青浦福泉山、苏州草鞋山、常州寺墩、泰州蒋庄等，如同良渚古城为“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这个“网络”构成的区域正是如今的长三角地区。

“上海地区是良渚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以福泉山遗址最为核心，为认识长三角地区其他良渚高等级权贵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原主任宋建表示，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完整保留了距今6000年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是福泉山墓地以北几百米的吴家场权贵墓地发现的高等级随葬品和精美文物，充分说明此处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晚期重要的政治中心。

良渚人的精致生活在一面黑色板岩石也可得到验证，这是上海良渚文化的代表性文物，1973年在上海金山亭林遗址出土，可能具有镜子功能，表面沾有清水时光可鉴人。此处遗址同时出土了大量玉、石、骨、牙雕饰品，可以推测在新石器时期，良渚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工艺品制作能力，而且已经开始在意仪容仪表。

苏州草鞋山遗址1972—1973年首次考古发掘，对于激发长三角其他区域开始关注良渚时期墓葬发掘和社会形态研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正是有了草鞋山遗址的发现，才引起了长三角地区考古学家从文明起源的角度，去研究发掘良渚文化的遗址。草鞋山遗址对研究长三角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常州寺墩遗址分布有良渚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从遗址的规模、出土器物的等级来看，有专家提出可能是与良渚古城相类似的文明中心区域。

而位于江苏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的蒋庄遗址，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北不过长江”的观点。墓地共清理墓葬280座，时代涵盖良渚早中晚期，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徐州花厅遗址可能是良渚文化向北方能到达的最远处。当时这里离海较近，土地肥沃，人口相对密集，也带来了文化的交融。“花厅遗址是一个大熔炉，南方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西部的薛家岗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黄建秋说。

“安徽多处遗址有良渚文化因素。”安徽大学吴卫红教授举例说，比如定远县德胜村类似寺墩遗址的高体多节玉琮、繁昌月堰遗址的良渚文化晚期宽把杯等，都有浓郁的良渚文化基因。

良渚玉器体现了长三角文化的灵秀

“长三角文化的灵秀，从良渚时期的出土玉器中可以得到体现。”江苏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镇江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书敏表示，良渚文化玉器以数量之多，品类之丰，雕琢之精，达到了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巅峰。这些玉器分布涉及如今的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地，可以清晰看到良渚文化的北渐、西向和南下传播，对出土玉器的梳理也可发现远古良渚文化的长三角一体化特点。

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纹饰主题，在良渚古城遗址内被大量发现，遍布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面纹或繁或简，但形象统一，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的神祇。“这标志着当时长三角地区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王书敏说。

以大量玉礼器随葬，集中体现王者的高贵以及男女贵族的分工，体现王权神授的统治理念，在长三角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出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向明认为，良渚社会形成了以琮、璧、钺和复杂头饰等为代表的一套成组玉礼器系统，开启了中华礼制文明的先河。

玉琮，被认为是良渚文化众多玉质礼器中最为神秘的至尊礼器。上世纪70年代，苏州草鞋山遗址在良渚文化史上首次发现了琮、璧、钺等玉礼器，将“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等礼玉分工从西周时期追溯至良渚时期。在第198号大墓中发现一件玉琮，外方内圆，刻有兽面纹饰，这是首次在史前墓葬中出土玉琮，被称为“中华第一玉琮”。1986年出土于杭州反山文化遗址的玉琮，琢刻兽面神人图像，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装饰性线刻细若游丝，1毫米内刻有四五根细线，真可谓鬼斧神工。有的学者推测玉琮是巫师通天地敬鬼神的一种法器，带有强烈的原始巫术色彩。

玉璧，早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就开始出现，但这一阶段璧环形体较小，良渚文化璧从小型璧环向大孔璧环发展至最后定型。方向明认为玉璧寓意着对太阳的崇拜和对天地的观察，反山遗址出土玉璧数量共130件，其中23号墓出土54件，是迄今为止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良渚墓葬。

玉钺，也是良渚玉器中的重要器类，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男性墓葬。上海福泉山74号墓出土了一件异常精美的透闪石质玉钺。方向明表示，钺被认为是军权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时间作为王权的代表。

玉饰，包括头饰、项饰、胸饰、带钩等。苏州赵陵山出土的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是良渚文化早期透雕精品。一个戴着高高羽毛冠的人，羽冠上落着一只鸟，他的手上托着一只向上攀爬的小兽。“很多学者认为，这件玉器所要表达的是对太阳的崇拜或鸟的崇拜，与大地崇敬的交融，体现了史前先民‘天地人合一’的观念。”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左骏说。

常州寺墩遗址3号墓出土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蒋庄遗址出土玉璧、玉琮等1200多件文物，徐州花厅遗址发现了良渚玉器组成的玉组佩……专家认为，良渚文化墓葬中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仅表明以琮、钺、璧等玉器为载体的精神信仰已得到长三角地区的广泛认同，同时显示出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业已形成，这也被后世的中华文明吸收与发展。

良渚文化为什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刘斌表示，主要因为良渚遗址保存完好，考古认识较为充分。良渚的墓葬所反映的等级、玉器所反映的权力与信仰、玉器加工所反映的生产的复杂性，以及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等大型工程所反映的城市规划、社会分工与大规模社会组织等，标志着中国和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一样，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

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内，生业经济、文化面貌、社会习俗等多个方面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说明良渚时代初步实现了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林留根表示，良渚文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基础，验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共生的特色。

本报记者 杨民仆